抱歉陈一冰,我从未听说体工队模式培养出过世界杯冠军

不知道陈一冰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清道光五年，因洪泽湖决口，漕运受阻，南方的粮食难以运到京城，眼看紫禁城里就要饿肚子。江苏巡抚陶澍用招标的方式雇用民间沙船1500余艘，走海路将粮食运抵天津，而后送达京城。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就算洪泽湖不决口，漕运也是一样堵，因为漕运属于官办，效率极其低下，花费还多；而让民间商人走海路运输，花费少不说，其效率比走运河也要高出不少。这就是“体制内”和“商业化”的区别。

可能陈一冰对历史不感兴趣，很多朋友可能也没弄懂其中的意思，咱们换一个例子。以前机动车检验只能在车辆管理机构进行，上线检测时的排队等候相信很多人都体会过，等上一天时间也不稀奇；后来允许私营机构开展检测业务了，审车的速度提升了很多，1个小时基本齐活。机动车检验到底合理不合理咱不讨论，就说这前后一对比，你就知道“商业化”的效率比“体制内”要高出不少。可能陈一冰以前也没亲自审过爱车，没有体会过排队等待的痛苦，否则他不会在微博上抛出否定商业化、职业化的论点。

从陈一冰的话里，我们能体会到他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除了自己曾经获得的荣誉，还包括了自己的“体制内”身份，他所说的“死工资”，其实就是“铁饭碗”的另一种说法。责令陈一冰道歉的人，其实也是基于这种“优越感”，毕竟“铁饭碗”并不适合当下的语境，如果再公开秀优越感的话，必须得有人管管了。

(图)陈一冰

陈一冰所说的领死工资的“体工大队”，乃是当年体育“举国体制”的组成部分。这种模式源于前苏联，由于建国后国家在政治上实行“一边倒”，所以很多领域的管理模式都是效仿前苏联而制定，体育也包括在内。

在历史上，这种管理模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现代体育运动的普及率很低，各级体育局成立后，一方面成立并管理各个项目的运动队，另一方面从学校选材，引导学校加强体育教育，有效提高了体育运动的普及程度。那个时候，国家“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增强人民体质”，即便是国家代表队也没有太高的成绩要求，主要是完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任务。

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中国的体育倒也没有脱离体育的本质，毕竟这也是一种以提高群众身体素质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不过到了80年代，这个目标开始改变，那个时期，国门刚刚打开，与世界先进国家一对比，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人家太多，“崇洋媚外”的思潮愈演愈烈，这种背景下，我们急需用各种成绩来挽回民族自信心。

而体育成绩就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奋力拼搏，勇夺金牌，改变老外们认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看法的剧本，的确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以，中国的群众向来对奥运金牌数量极为看重，拿到金牌的就是英雄，拿不到金牌的，虽然上升不到“民族罪人”的高度，但至少得不到奥运冠军那样的赞誉。

陈一冰的优越感，便是来自于这种唯成绩论的举国体制。在这个体制内，他获得了奥运冠军，自认成为了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便能站在制高点上指点江山，直抒胸臆。可是，“举国体制”在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便引来普遍质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是啊，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都举办出世界上最成功的奥运会了，金牌数量也超过美国了，我们还需要用奥运金牌来找自信吗？

唯成绩论下的举国体制，给中国体育界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副作用。当一切都向成绩看的时候，发展体育运动的目标，已经变成了“为国争光”，说直白点儿就是“多拿金牌”。竞技体育虽然要用成绩说话，但并不代表竞技体育就是“唯成绩论”，如果一味追求成绩，很可能会让体育从业者们做出突破底线的事情。

比如当年叱咤风云的“马家军”，经爆料，马俊仁带队获得的辉煌其实是依靠兴奋剂而得，而且兴奋剂的问题也不是只存在于田径项目。据说当年普及反兴奋剂法的时候，很多教练开始并不知道兴奋剂是何物，当宣讲者描述出药物功能后，这些教练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大力补’啊。”兴奋剂事件，全世界的媒体都会用“丑闻”来表述，真不知道这种做法到底是为国争光，还是为国抹黑。

很多人在骂男足的时候，都喜欢拿成绩好的女足来对比，仿佛称赞女足，便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一次的陈一冰也是这样，他拿着女足的成绩，来论证“体制内”的正确。 有时候，我真的很同情女足姑娘，他们的确为国家争得了不少荣誉，可是他们的努力，却并未得到真正的尊重，只是成为某些人攻击男足的工具。

既然陈一冰和很多人都拿女足说事儿，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女足。当年的“铿锵玫瑰”，不少是因为满身伤病而退役的，比如孙雯到美国大联盟踢球，第一件事就是做手术，而且康复训练的时间比上场时间还要长。而王霜加盟巴黎圣日耳曼后，曾提到：“球队又很多工作人员，有的负责商务开发，有的专门负责装备管理，还有安保、厨师、文字媒体，甚至医疗室还分成腿部医疗师、背部医疗师等等。”

看到没？这就是职业化的好处，运动员带伤上阵为国争光我们绝对要肯定，但是，也不能为了成绩，便置运动员的健康于不顾。而且，运动员也需要更为专业的护理和更加周到的后勤保障来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显然“体制内”做不到这一点。另外，很多国外的职业联盟如今也聘请了专家帮助退役选手进行职业发展规划，这一点对比一下张尚武、邹春兰、艾冬梅等人的处境，你就知道职业化和“体制内”孰优孰劣了。说到张尚武，他也曾是国家体操队的队员，不知他听到陈一冰的言论之后，内心会作何感想。

在陈一冰的话里，还有一个常识性错误，就是在农村建球场这个事儿，陈一冰认为要“举全国之力”才能完成。其实修建球场哪里用得着“全国之力”？日本基本实现了村村都有足球场，英格兰也差不多，但人家的球场都是足协修建的，哪里用国家出面？而且，英国这种连监狱管理都敢商业化的国家，指望政府出钱修建大量的球场，还不如指望他们在春节前重返欧盟更现实一些。

其实在陈一冰的意识里，好像什么事儿都得有国家出面才能干成，有这种观念的还不只陈一冰自己，国内多得是。不信你就去几个综合性的自媒体平台，找一些中国足球的文章，再翻一翻评论区，就会发现大量的“建议解散国足，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之类的奇葩评论。

之所以能说出这种奇葩言论，是因为这些人根本就没搞懂什么是职业化，在他们的观念里，好像运动员都是拿着国家的工资，所以当他们听说足球运动员拿着天文数字一般的工资时，肯定会借着为那些奥运冠军“仗义执言”的机会，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好像国足一输球，自己就得捍卫“纳税人”的权利。

其实这些人完全搞反了，职业球员并没有花纳税人的钱，他们的日常工资是由俱乐部发放；代表国家队出征大赛时，则是由足协支付奖励或者补贴。而足协的资金来源，则主要是赞助收入以及比赛主办方的转播收入分成，比如被很多人所诟病的里皮的天价工资，大头就是由恒大集团支付。国外的个人项目的运动员，也是全凭自己拉来赞助，然后买设备、雇教练、找场地，不会动用财政资金。

我国女子网球运动员李娜也是这样的职业运作模式，所以2011年夺得法网冠军后，获奖感言的第一句便是“感谢赞助商”。而那些“体制内”的运动员，领的工资才是实打实的财政资金。由此看来，如果以纳税人的名义解散运动队，首先被解散的，恰恰是以陈一冰为代表的“体制内”运动员。

陈一冰自称5000多天没看过足球了，其实5000多天以前，他也算不上球迷。中国足球的很多常识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次，陈一冰是因为国足赢泰国赢得比较艰难，由此而建议中国足球回到过去的“体制内”模式。他不知道的是，让中国足球下决心脱离“举国体制”模式的，恰恰是泰国队。1990年亚运会，国足负于泰国，无缘亚运奖牌，也正是这场失利，让中国足球下定决心开展改革。之后，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也纷纷开启了职业化改革进程。而且，就算按成绩来说，也没有哪个世界杯冠军是依靠“体工大队”模式夺冠，至少，从96年开始看球的笔者是没见过。

90年输给泰国的那场比赛，也成为中国足球“被娱乐化”的开端。在1991年春节晚会上，牛群、冯巩的相声里对中国足球揶揄一番，“亚运会上什么最臭？中国男足临门一脚的那只脚最臭！”那时春晚的影响力，可不是现在能比的，春晚里的段子，足够在国内流行一年。从此，中国男足便成为群众谁都能吐槽谩骂的对象，不管谩骂的人是不是球迷，懂不懂足球。

其实骂国足这个事儿，笔者自己也有份儿，但笔者自问骂得理直气壮。因为本人是爱中国足球的，如果国足辜负了这份爱，我自然有资格骂几句，不只是笔者自己，每个爱中国足球的人都有这个资格。可是，您一个连越位都不知为何物的人，看着人家骂，你也跟着骂，骂来骂去还把自己的下限给秀出来了，这样真的合适吗？

其实本文所说的内容，懂得人自然懂，不懂的人还是不懂。一个足球，便能让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里的人，却又保持着近在咫尺的距离。既然陈一冰已经道歉了，那么，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